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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湖北省政协原秘书长刘安民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湖北省政协原秘书长刘安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

刘安民简历

刘安民,男,汉族,1955年2月出生,湖北孝感人,在职研究生学历,198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12月参加工作。2000年9月至2004年12月,历任省委督查室副主任、省委办公厅副巡视员(其中2001年至2004年挂职担任西藏山南地区副书记);2004年12月,任随州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2009年4月,任省直机关工委副书记、省委第六巡视组副组长(正厅级);2011年6月至2015年12月,历任省政协副秘书长,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党组书记;2015年12月,任省政协常委;2016年4月,任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2018年1月至今,任省政协正厅级干部。

原标题:离婚半个世纪 美国八旬老人与78岁恋人再续前缘

中新网4月3日电 真爱常会兜兜转转。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美国肯塔基州一对老伴侣在离婚半世纪后,计划再续前缘,共同走完人生的最后的一段路程。

据报道,83岁的哈洛德·贺兰(Harold Holland)与78岁的莉莲·巴恩斯(Lillian Barnes)将于4月14日在美肯塔基州莱克辛顿浸信会三一堂再次交换结婚誓言,结为夫妻。届时,两人的孙儿将会主持这项仪式。

1955年,贺兰和巴恩斯在圣诞节前夕举行了结婚,但他们在生育了5个孩子后分手。贺兰说,他的工作使他远离家人,他称那次分开“百分之百是我的错”。此后两人都分别再婚,但他们的配偶都在2015年去世。

随后,事情发生转机,贺兰和巴恩斯参加了一次家庭团聚,去年12月,两人谈到再次结婚的问题,贺兰说,“我们决定要一起走完最后一程路。”

原标题:有传言称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方式将发生变化 官方回应

中新网4月2日电 近日,有关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方式将发生变化的网络传言,引起部队广泛关注。军地有关部门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计划分配和自主择业仍是妥善安置军队转业干部的重要方式。

军地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习主席高度重视军转安置工作,就妥善安置军队转业干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制定出台一系列鼓舞军心士气的政策措施,有力促进了军转安置任务圆满完成。近日,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加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集中统一、职责清晰的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制,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近期关于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方式发生变化的传言,主要是国家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后,政府将不再包揽转业干部工作和职务安排,主要提供再就业培训和中介服务。军地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传言均无根据,不足取信。根据国家和军队建设需要,有计划地安排一定数量的军队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工作,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一项重要制度。加强军队干部转业地方工作制度建设,必须始终不渝地贯彻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军队建设的基本方针,必须坚持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完成,必须着眼维护军队转业干部的切身利益。实行计划分配与自主择业相结合的安置方式,是军转安置工作长期探索取得的重要制度成果,是符合我国国情军情的。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军转安置工作一定会越来越好。

原标题:爱琴海上的绝望之岛

说起希腊的小岛,或许大部分人想到的是碧海蓝天和蓝顶白墙的小房子。

但是,在爱琴海东北部,有一座绝望之岛——莱斯沃斯岛。

莱斯沃斯岛是难民通往欧洲大陆的中转站,这些难民主要来自饱经战乱的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

他们通常都是挤在一艘小船上漂洋过海而来,有些人在长途跋涉中遇难,幸运儿则能登上小岛。

如今,他们在登岛后脱下的救生衣已经堆积如山了。

2016年,欧盟与土耳其签订协议,该协议旨在切断难民们横穿爱琴海的路线。

根据协议,如果庇护申请被幸运地接受了,申请者将被送往希腊大陆。如果两次申请均被拒绝,申请者将被遣返回土耳其。

随着进入欧洲大陆的门槛不断抬高,如今,越来越多的难民被滞留在莱斯沃斯岛上。

他们不愿回到已经离开的家园,但又无法前进,只能呆在岛上寻求进入欧洲的机会。

但是,似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意接受他们,而希腊当局的筛选过程冗长而又缓慢,以至于他们的生活日益艰难。

据《纽约时报》报道,目前,莱斯沃斯岛上的难民人数超过7800名。

其中,最大的难民营——莫里亚难民营中有5500名滞留者,远高于难民营2500人的可容量。

在难民营生活是种怎样的体验呢?

据报道,当地难民的生活堪比集中营。

ABC记者在探访时发现,营地被铁丝网围起来,帐篷和集装箱紧紧相连,它们之间只有狭窄而又泥泞的通道,入口的墙上写着“欢迎来到监狱”。

生活在营地的难民们表示,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季,断电、食物短缺和热水不足也是家常便饭。

他们常常冒着寒风在户外洗澡,浴场遍地都是塑料袋和沐浴液瓶等垃圾。

有时候,他们不得不在帐篷里生火取暖。而就在去年,三名难民因此中毒死亡。

此外,冲突和斗争常常爆发。暴力、盗窃和强奸是永远的威胁。

来自阿富汗的阿米尔在莫里亚呆了11个月,最后找到了一份工作而幸运地留在了莱斯沃斯的首府。他在接受时报采访时说:

“这不是人呆的地方,警察无法控制营地。”

而来自伊拉克的工程师Samir Alhabr认为营地是“非常危险的地方”,他曾在战火连天的国土亲眼目睹了许多残忍的杀戮,但营内生活反而增加了他的创伤。

他变得易怒、反复想起创伤性事件、幻听、失眠、做噩梦、记忆力衰退,甚至出现自杀倾向。

营地医生认为他可能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为了生存,一些人试图建立正常的生活秩序,比如翻修教堂、打打排球、找找工作。

为了便于处理和沟通,当局也试图按国籍对难民们进行分组并发放欧盟提供每月90欧元(约合人民币690元)的津贴。

其实,莱斯沃斯岛只反映了希腊难民问题的冰山一角。

过去两年,超过一百万的难民试图通过希腊前往欧洲,而希腊则一直在庞大的移民数量和摇摇欲坠的国内经济之间捉襟见肘。

三年前,欧盟就承诺会把滞留在希腊的6.64万难民安置到其他成员国,并在去年启动了390万欧元的紧急资金支援希腊。

然而,安置速度远远落后于计划,目前仍有超过6万难民被困在希腊。

在雅典2004年举办奥运会的场馆中,密密麻麻的难民帐篷大约容纳了1600名来自阿富汗、伊朗和巴基斯坦的难民。

欧盟政策官员Miltos Oikonomidis指出,希腊需要减少涌入的难民,有些人并不是为了逃离战争,而是为了寻找机会和自由。

也不知道,在保守主义席卷全球的今天,这些难民们该何去何从。

原标题::我把一家人都连累了 但要就这么死了也太不孝

封面新闻记者 薛维睿 摄影 谢凯

见到冀中星的时候,他父亲冀太荣刚载着他从医院回家。冀中星鼻梁很高,眼窝深邃,逢人便笑,笑容还很阳光,如果不看他的身体,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受尽磨难的人。

他父亲是在前一天上午接到监狱通知的,说他儿子今天出狱了,让他去乡里接,他没找着车,对方把冀中星送回到了村里。

冀家看上去比当年更困窘。首都爆炸案后,律师刘晓原曾去过他家,形容起来是家徒四壁,“一间陈旧的砖瓦房,旁边是一间铁皮活动房,我在铁皮房里呆了一会儿,上衣已湿透。”

铁皮活动房还在,门对面是个斑驳的木床,因为儿子回来,冀太荣在旁边支起一个木架子,覆上一层纸板,遮住了两个大窟窿,算是他自己的床。两张床靠得很近,冀太荣说,“睡旁边方便照看他。”

那间灰扑扑的瓦房彻底不能住了,屋顶破了几个洞,一下雨就直往下漏。如今里面摆满了废弃的杂物,靠着门边的泡菜坛子是冀太荣走到这间房的唯一理由,他每天上这夹上一些咸菜,就着馒头吃。屋子里贴着一张他年轻时候的照片,笑得喜气洋洋,背景是天安门广场,“一直想去天安门拍真的,这张是在背景墙照的”,冀太荣不好意思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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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庄位于山东省菏泽市富春乡,“冀”是村子里的大姓,冀家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守着家里的田地。

冀中星是冀家的老二,他没读完初中,和哥哥一样,很早开始四处打工,辗转了几个地方,最后才去了广东东莞。回忆起去东莞的原因,是因为一个老乡在那边。那年他刚23岁,现在想起来,去广东是他做的最后悔的一个决定,“如果不到那边,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起初他在一家五金厂干活,后来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做了半年,一次体检查出他有乙肝,单位把他辞退了。他用手里的积蓄买了一辆“摩的”,在街上拉乘客挣钱。如果他能选择的话,他还是愿意当保安,“毕竟稳定一些。”

冀中星已经不愿意回忆以前的日子,每次想起都只能更加映衬如今的无望。他更不敢想,如果一切没发生,他会过着怎样的生活,他觉得自己可能也不会有多么了不起的人生,但应该是开心的,至少也是健康的,就像他前26年的生活那样,“没有太多想法,但每天是无忧无虑的。”

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开上“摩的”也才两三个月,“那天是2005年6月29日,凌晨2点左右,也可能是3点多,我已经记不太清了。”

据他后来的律师刘晓原说,当时他在珊瑚大酒店门口接到一名叫龚涛的厨师,在去往厚街新塘的途中,冀中星发现有一辆警车跟踪,他当时心里有些害怕,担心被查营运执照。

当他继续行驶到新塘村治安队时,有七八个治安队员拿着钢管挡在路口,在他准备停车时,一个治安员举着钢管对着他脸横打过来,把他和龚涛从车上打了下来。等他再次醒来时候,已经躺在厚街医院的急诊科。

后来龚涛告诉他,他倒地以后,七八个治安员举着钢管和钢筋朝他的腿部、脚部和腰部猛打,直到警车赶到,发现他已经昏死过去,才赶紧把他送到厚街医院。他在医院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还听到有人说,“不要给他治疗。”

老乡帮忙通知了他哥哥,冀中星在医院里等了几天,他哥哥带着钱过来给他做了手术。最终医院诊断,这次殴打致冀中星身体多处重伤,尤其是腰1椎体暴裂性骨折导致完全性瘫痪,丧失劳动能力。当时他还有一个女朋友,交往了半年,是个贵州姑娘,守了他一个星期后,自然也离开了。

当时他的家人相信,如果肇事方能够出来承担医药费,别的不说,至少他断掉的脊梁骨可以接上。冀家拿不出钱,冀中星只在医院住了27天,被哥哥送回了老家。

这个案子受理后,乘客龚涛指证了新塘治安员暴力殴打冀中星;厚街警方则认为,冀中星是在拒绝被查车的情况下,骑车不慎摔倒受伤,只以交通肇事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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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冀中星26岁,他躺在床上的另一段人生才刚开始。

父亲冀太荣现在回忆起这件事仍然心绪难平,“那么年轻的一个孩子,活蹦乱跳的,猛然间倒了,不能动了,能不急吗?你想想如果是你,能急成啥样?”

冀太荣从此每天寸步不离地照顾儿子。冀中星吃喝拉撒都在床上,每次大小便都要用手帮他解决。“那八九年再也没出过门,孩子不能动啊,我地也不种了,从早到晚守着他。”

一向温和的冀中星脾气变得有些糟糕,常常会埋怨父亲做的饭难吃,或者没有人帮他洗澡。冀太荣尽量宽慰着他,他能够和儿子感同身受,“就这么一点说法也没有,这事儿搁谁身上能不气愤,多好的人他能不气愤?”

回想起去机场的举动,冀中星说自己实在是没办法了,“我一直都通过正当途径解决,但他们一直在说谎,逼得我走了极端。”

据刘晓原律师资料显示,冀中星在2007年期间到过北京,向相关部门投诉。当时他的人身侵权赔偿官司正在东莞的法院进行。有关部门答复称,案件正在法院,不属于他们管。

不忍看到冀中星每天沉浸在伤痛中,父亲和哥哥攒钱给他买了一台电脑,这台电脑几乎成为他之后全部的生活。冀太荣回忆起那段时间,儿子每天都沉浸在网上的世界,每天都是玩电脑玩到睡前,醒来后的第一件事也是打开电脑,有时候他晚上他去拉灯时,儿子已经抱着电脑睡着了。

冀中星被拘留以后,刘晓原到朝阳区看守所见过他,他说自己以前在家时,会上网看新闻、看电视剧,还在网上学唱歌学了三年。“虽然他自己说,唱得不咋地,但说到这个地方,他会声地笑了。”

现在回忆起当时在家上网的日子,冀中星说,他起码能看看新闻,知道点外面的事,心情能好一点,“以前没有电脑的时候,心更是平静不下来。”

爆炸案发生后,冀中星的电脑被查收,他还曾托老乡去把它要回来,“说是已经被砸碎了,拿回来也没用了。

后来许多记者还发现了他的空间和博客,他留下的最后一篇博客是《生无可恋》,里面最后一句话是,“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冀大荣完全没有预料到儿子会去北京。后来回想起来,儿子离家的前一晚,的确是有一些蛛丝马迹的。那天夜里,儿子让他把家里的粮食收起来,他没当回事,但冀中星突然发起火来,“要是下雨了怎么办?要是我不在家怎么办?”

但冀太荣当时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走,他连儿子制作炸药都没发现。后来警方查明,爆炸物是一种名为“二踢脚”的鞭炮药粉,是冀家春节的时候买的,冀中星剥了8个,把里面的药粉用纸包在一起。

回想起当时到了北京,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到了机场前大厅,“我也没个什么目标,只想着把声音宣传出去就行了”。爆炸发生前,他散发着自己的资料,也多次让人躲开,喊着“不要过来,我有炸弹。”

但最终他在把炸药从右手导到左手的过程中,突然就爆炸了。这枚“土炸弹”没有太大的威力,一名警察轻微擦伤,但冀中星自己受伤惨重,左手腕向上5厘米被截肢。

2013年10月15日,冀中星被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以爆炸罪判刑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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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身体情况特殊,冀中星一直待在监狱病房。刚进去的时候,还会回想起以前,后来也就麻木了,因为身体越来越差,他一度以为自己会死在里面,“我都没想过能活着出来。”

“如果出不去,也是命该如此”,他平淡地说。

病房里的人都各有各的伤患,他对床是个得了脑溢血的人。有时监狱会来新人,有的进来前遭遇很惨,“别人听到都要流泪了,我看到却觉得很平常”,他顿一顿说,“也许我受的伤太大了。”

进监狱以前,他也不爱打游戏,唯一的爱好就是听歌,最喜欢的歌手是刘若英。进去以后,“隔着墙,有时候能听到歌。但也没什么意思了。”

有时候他会让同房帮他找些书来看,官场类型的他不太爱看,最喜欢看武侠小说。金庸的书他都看过,最喜欢的一部是《天龙八部》,“我喜欢乔峰,他毕竟是个英雄人物,咱比不上人家,但不代表咱不崇拜着他。”

他也看《红楼梦》,但对他来说有点艰涩,“我一直想找到简洁版的,但没有找到。张爱玲有本写红楼的,我把那个看完了。”

如果说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时刻,就是每次父亲去看他。他平时完全不能出屋,时间长了,心里觉得闷闷的。只有父亲来的时候,他们会把他抬到担架上放到接见室,“那个路上我能透透气,稍微心情能松一点。”

以前冀太荣每一两个月会去看他一次,后来自己生了病,身体经不起奔波,去的时间就少了一点,“去年一年也就去了两次,再者去一趟得花上一百五六,我也想每个月去看看他,可去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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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冀中星想了想说,“应该算是种希望吧,我也想过以后的日子,但权利都掌握在别人手上。”

再次回到家里,冀中星形容不出自己的心情,他谈不上心情好不好,也谈不上激动,“心里反正很平淡,没什么喜悦感。”

“我也没有什么收入来源。我好不容易出来,但回来住都没地儿住,我父亲那么大岁数了,自己生病了还要照顾我。”

冀太荣早有预料,如今照料儿子会很困难,“孩子回来了我可欢迎了,但我连自己命都保不住了,怎么照顾他。我不敢说啊,我怕孩子想,自己坐那么几年监狱,爹不让他上家来,孩子要生气。”

冀太荣今年67岁,腿脚大不如前,已经抱不动儿子了,以前还可以把他抱上轮椅,现在完全使不上力。冀中星从前双手健全的时候,多少能用上些力,两条腿也还能弯曲,白天可以坐在轮椅上,自己拿点东西没有问题。现在他任何一点小事都要父亲帮他完成,从喝水吃饭,到大便小解,他更加离不开父亲。

他知道父亲得了心梗,医生让做支架,家里拿不出钱,但不做支架随时都有生病危险。他在监狱里的时候,父亲每次去看他,他都会说,“你要照顾好身体,你病倒了,我回家也没人照顾了。”现在回到家,他时不时会突然喊一下父亲,听见父亲语气正常地回答他,他才安下心。

冀中星出事后,一家人的生活来源是大哥冀中吉担负。他和他爱人一直在包头打工,每天上桥头接活,帮人做做纱窗,挣的钱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他还有两个孩子要养,“大的13岁,小的11岁,学业快没法维持了。”

眼看父亲已经没有办法照顾弟弟了,他打算下半年带着一家人回老家,“现在真的一点办法没有,最起码这是我弟弟,那是我爸爸,血脉连着呢,我不能眼看着他们没有活路。”

“我把一家人都连累了”,家人是冀中星现在唯一的担忧,“我不是不愿意等死,父亲照顾我那么多年,我就这么死了也太不孝了。”

冀中星说自己现在也不想别的了,情绪很少会有大的波动,“我的心已经死了,连恨也说不上了,也许杀了他们都不解恨,但是又有什么用呢?我只希望得到应有的赔偿。”

如果有本钱,他想做微商。“微商”这个词是他是在监狱看报纸看到的,当时觉得自己应该也能干这个,他还没想好自己卖什么,“我们这里好像没啥好卖的,可能看看别的地方有什么特产能卖卖,我觉得只要有心,还是能找到买家,是吧?”

说完一个小女孩蹦跶着进来,他立刻笑起来,说这是她外甥女,“她很乖,你看。三四岁了,他们抱着去探视过我。”看到我们摄像机转向她,他犹豫了一会,支支吾吾地笑着开口,“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这样说”,他有点不好意思,“我和我父亲是没关系的,但我不想她的样子被放出来。”